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很多法律器物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源远流长的典故轶事。这些故事相互勾连、彼此呼应，往往能组成一道通向未来的漫长阶梯，让几千年后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种种碎片与断层品味到最古朴的文化传承。当人们看到法院门前雕刻的獬豸时，会想到先秦时期昙花一现的神判；当人们看法官庭审时高高举起的法槌时，会想到曾经“官威”十足的惊堂木；甚至当人们受到冤屈时，还会情不自禁地说一声要“击鼓鸣冤”，尽管此中的“鼓”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消弭于历史……
然而将视线放到节，却会发现它似乎有好几张不同的面孔：秦末刘邦兵不血刃下咸阳，秦子婴归降时“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在这里节似乎与玉玺一样，是王朝皇权的象征；汉武帝时，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拘于北海边牧羊，苏武持节十余年不屈以明其志，在这里节似乎是外交的凭证，代表了苏武这位外交官最后的信念；唐朝设节度使并赐以旌节，后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诸节度使日渐做大以至于酿成藩镇之乱，在这里，节似乎又成了封疆大吏号令军队进而割宰天下的利器……
节究竟是什么？苏鹗所著《苏氏演义》中有“操也，瑞信也。谓持节必尽人臣之节操耳”的解释，然而从阿房宫内的末代皇帝到独霸一方的节度使，节又何以在不同的人手中呈现出如此丰富而迥异的内涵？是节的功能原本复杂，还是在历史的变迁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节本身是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器物，同时自三代以降经历秦汉隋唐，节也在不同的王朝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让节的历史变得生动起来，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精彩各富特色的典故。
獬豸至今是法院常见的雕塑
先秦之节：功能齐备的文书
节的历史，至少能够回溯至西周时期。最早关于节的文献记录见于《尚书·康诰》中的“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一句，其注曰：“诸有符节之臣，若为官行文书而有符，今之印章者也。”按这一解释，节为官员行文时使用的符，相当于印章。
事实上，周节的内涵远不止于印章，《周礼·地官·掌节》中有对节形制、用途的详尽分类：“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与此相应，《周礼注疏》中有言：“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为竹为之。”
综合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节是指诸侯、采邑主所派使者所用的身份凭证，在诸侯国内或采邑内通行的使者分别使用玉质的节和角质的节。由诸侯派遣晋见天子的使者，则以本国地理特征分别使用虎形节、人形节和龙形节，盖因山地多虎、平原多人、水国多龙。虎节、人节和龙节统称使节，均为铜质——春秋战国前称铜为金,“皆金也”即是“皆铜也”。
玩过《塞尔达传说》的朋友应该知道，水国多龙
此外，出入城门和关门用符节，运输货物用玺节，通行道路用旌节，相对于玉节、角节和使节，这三种节的实用性更强。以上六种节都规定了有效日期以便按期返还，在周朝，通行天下必须持有节，否则将无法通过检查。
以上诸节或囿于材质质量，或囿于勘合目的，质量均不会太大，否则不便于携带；唯有旌节形制较为特殊。《说文解字》释其“析羽注旄首，所以精进士卒”，《尔雅·释天》释为“注旄首曰旌”，郭璞又注曰“载旄于竿头，如今之幢，亦有旒”，可知旌为竿头有旄的旗状物，作为道路通行证，旌节的形制高大，比较引人注目——这一形制，与日后苏武出使匈奴时所持之节相似，可见自周至汉，使节之礼已经有了相应变化。
周节拥有如此种类，自然也需要相应的官员进行管理、分发。《周礼·地官》中有掌节一职，属于地官司徒之下，其职责为“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王畿内另有发放旌节的是官员怀方氏，依《周礼·夏官》记载：“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青铜虎节
掌节所掌守的邦节，郑玄在注中有进一步的解释：“邦节者，镇圭、牙璋、榖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则别其节之用，以授使者。辅王命者，执以行为信。”这里不仅明确了邦节的意义在于使“辅王命者”作为执行上意的信物，同时也列举的邦节的材质与形制。成书于唐朝的《苏氏演义》中曾引用了郑玄另一段解释，详尽叙述了这五种邦节的区别并将其归类：
“郑玄云：邦节者有五种，用之镇圭以镇守邦国。牙璋以起军旅。牙，齿也，是兵之象。榖圭则用和欢聘女也，上饰禾稼之象。琬圭无锋角，象文德也，以治德结好用之。剡圭有锋芒，象伤害征伐诛讨也。诸侯使大夫来聘，执以命事，故使为瑞节。凡天子诸侯之使节，尺有二寸，有金节、玉节。玉节为瑞节，行事之时所持以征召四方者也。金节者，道路所持以为信也。人、龙、虎三节，皆以金铸之。使卿大夫聘于诸侯，则乃为行道所执之信，则非行事之时瑞节也。故郑玄云：镇圭、玉节、琬圭之徒，但云使者之瑞节，镇圭、琬圭之属是也。二者使节，龙虎人形是也。三者符节，旌节、管节是也。夫云道路用旌节，关门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商由市者，即司市者与符节。古者买符之关，终军弃繻，皆节之类也。”
总体而言，周节用途多样且呈现出制度化的倾向，不同的节分别包含了君权、外交与行政审查倾向。不过，三代时期各诸侯国独立性较强，君权尚未能与秦后相比，使节一类更多带有象征意义，用于道路、关门、都鄙、货贿的竹节反而更具实用意义，这种功能上的区别，也为日后节的演变埋下的伏笔。
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节
汉晋之节：日渐衰微的君权
节的演进史，在秦朝统一后发生了明显的转折。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使用“五德终始说”的王朝，因正水德，水尚黑色，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朝“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通过多方史料可以看出，节在秦后已经失去了周朝时尚具备的行政审查功能，转而特指周节中的旌节。郑玄在《周礼·地官·掌节》中对“道路用旌节”所做的注释为“今使者所拥节是也”，显然已经明确汉节既是周朝的旌节。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旄节者，编毛为之，以象竹节。”可见从形制来看，秦汉的节也与保留了旌节的特征：竹竿状、竿上配旄，且有多个旄节。
周节中的旌节在秦后“一家独大”，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虎、人、龙三节，就此消弭在岁月长河中，而符节、玺节、管节等器物则渐渐互转化互融入了符、传、綮、繻、过所等诸多形式，继续发挥相应的效用。西汉出入关口所用者已为传而非节，如《汉书·文帝纪》中的“除关，无用传”或是《史记·酷吏传》中的“诈刻传出关归家”等记载。从传的使用方式来看，与节亦有继承的可能——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通过“合节”判定节真伪的方法，如南唐徐锴所撰《说文系传》中言：“守国者，其节半在内，半在外。”而传的形制亦如此，《汉书·文帝纪》中同有“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的描述。
《史记》中有不少处提到了符、传、綮、繻
通过“合节”发挥功用的还有一种重要器物：兵符。春秋战国时期，兵符作为征调兵将的凭证出现，其形为虎，故又被称为虎符。兵符于脊上刻字后剖为两部，使用时需左右合契。兵符虽然直接与军权相关，但其基础依然是君权，这一点与节有相通之处：战国时期的将军平时并无调兵权，直到接到君王授权并取得兵符时才能调动军队，是故兵符相当于君主亲临。秦子婴归降时向刘邦递交了玺、符、节三器，可以看出在秦朝时三者功能不同且地位相当，而在之后的发展中，兵符与节的功能又有交错、融合之处。
将视线转回秦节：秦正水德，所以秦节的旄亦为黑色；汉朝德运几经转换，汉节的形制也出现了相对曲折的变化。刘邦斩白蛇起义时自称赤帝之子，其节自然为赤色；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巫蛊之祸，因太子刘据调兵时所持之节为赤色，汉武帝刘邦便在节上加黄旄以示区别。这一段历史可于《汉书·武帝纪》中查明：“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汉朝建立后，朝廷对汉朝正火德还是土德一直争论不休，这一点也投射到了汉节的形制之变上。汉废帝刘贺当政期间，再将黄旄撤去；汉宣帝刘询即位后再次恢复为赤色，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时，袁绍奔逃冀州，离开洛阳前“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董卓一怒之下再次将黄旄恢复为赤色，于是汉节又变成了“纯赤”的形制。
某戏中的汉节——苏武出使匈奴时，汉节已经有了黄旄，所以这一道具有误
秦汉以降，节成了皇权的直接代表，故皇帝授节与官员持节的互动就成为朝廷重要的治理手段。两汉之世，持节所履行的职能主要有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礼仪活动及邦交国事活动，汉武帝之后甚至出现了身穿绣衣，手持节杖和虎符的“秘密警察组织”绣衣御史，在君权愈加集中、强大的时代，节代表的权力愈多，地位也愈加重要——诸吕之乱中，周勃通过“矫诏持节”调兵；苏武出使匈奴宁死不肯失节，这些都是节重要性的体现。
而这一倾向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东汉末年的将军假节。两汉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授节制度，但除了车骑将军王舜等人持节迎中山王、东汉光武帝在战时拜岑彭为刺奸大将军并授节及大将军梁冀持节迎质桓二帝入宫的个例外，将军是不得持节的。黄巾之乱后，朝廷军事情形日益严峻，为加重将军统兵作战时的地位，出现了富有“时代精神”的将军假节。假者，“权以给之，不常与”，意为本没有资格，暂且给其资格，故假节的书面意义即是暂时持节。
将军假节，多与开府、仪同三司相联系，开府意味着可以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而仪同三司则使将军拥有了与三公同等的待遇。东汉末年国势动荡，假节的将军又渐渐掌握了统帅地方州郡军队的权力——“暂时持节”的假节比持节还重要，这自然是军权渐散背景下的时代特色，而节的功能也在这一趋势中与兵符有了功能上的重叠。
很多人将汉朝的绣衣御史与明朝的锦衣卫相比
隋唐之节：兵符与节的终结
东汉末年假节的出现，至少在权力层面构成上重新定义了节。在秦末，节与符尚有严格区分，除了秦子婴分别递交节与符之外，诸如《汉书·韩信传》中“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如诸将易置之”的记述也体现了军权在符而不在节的制度设定。而当将军假节的情形出现后，军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进了节。如曹操拜曹仁为征南大将军时、刘备拜张飞为右将军时、孙权拜丁奉为徐州牧时，均授以假节。
假节虽然意为暂时持节，但在官员及史家眼中，持节、假节、使持节等称谓已然可以通用。不过，三国时代却有假节与假节钺的区分：刘备称汉中王时，授张飞、马超为假节（蜀汉建国后诸葛亮也不过假节），唯独授关羽为假节钺，这一方面体现了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超然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假节钺重于假节。曹魏的夏侯尚、王凌在升迁中均是先假节后假节钺，更能体现这一等级进路。那么，钺又做何解释呢？
《礼记》中云“赐斧钺然后专杀”，《后汉书》中引《淮南子》云“凡命将，主亲授钺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同时亦有“钺，斧也，以黄金饰之，所以戮人”之句，可以看出钺事实上是专杀权的象征。相比于军政，钺更常用于司法程序中，如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后汉武帝刘彻派吕步舒治狱，正是通过授钺赋予其“专杀不请”的权力，也就是先斩后奏。三国时期君主授予部分将领假节钺，并不仅仅是荣誉。
五虎上将的地位，不言自明
西晋之后，假节、假节钺两级渐渐过渡至假黄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且权力明确制度化。沈约所撰的《宋书》对此有详细解释：“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者，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同时“假黄钺，则专戮节将”。
综合而论，东汉之后的节与传统汉节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与军权的紧密联系，这背后自然是皇权的失落；而当中央集权再次加强时，节自然也将与军权渐渐脱勾。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连续再次下诏对节的权力进行节制；而北朝北魏的加节官员本身就没有发兵权，其征调兵将的凭证是玺印、传符、齐库刀等——这似乎又回到到秦朝玺节符各司其职的制度构建。
隋朝统一后，分裂动荡数百年的中原终于再度一统，强大的朝廷使得将军假节失去了意义。隋朝诸州的总管刺史虽然仍使持节、持节，但已有名无实；这一时期真正与军权相关的是开皇七年（587年）所颁的青龙、驺虞、朱雀、玄武四符与开皇九年（589年）所颁的木鱼符。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边地设置总管，加号使持节，这一职务相当于东汉的刺史；武德元年，又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加号持节。直到后来使持节演变为使持节诸军事，但事实上已经没有节的实物，转而颁铜鱼符。
钺：我不禁发出了青铜器般的微笑
虽然节在隋唐时期从实际层面已经渐渐淡出，但在观念层面依然深入人心，使持节这一称号上的“加法”依然存续下去。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渐为人所习用；次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更成为正式的官职——虽然此时的持节已经完全是一种荣誉称号。
从秦汉至隋唐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央集权强大时，节的功能收缩，而军权往往通过独立于节的兵符体现；中央集权衰弱时，地方将领则往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也使得节能够有更大的外延。隋唐初，朝廷强势，兵制以府兵制为主，其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将军需通过皇帝授予兵符调动府兵，兵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中唐以后，朝政倾颓，府兵制过渡为募兵制，手握军权的节度制日益坐大，不奉朝命，兵符也就形同虚设了。恰恰在这一时期，各地的封疆大吏又以节度使为名，这与三国时期的将军假节又形成了历史性的偶合。
当然，此时对于节度使来说，无论是节还是兵符，都已然不值一提了。唐末皇帝封节度使时赐双旌双节，与其说是授权，倒不如说是对既成事实无奈的追认……
最牛节度使是谁？
结语
从周节到汉节到唐节，节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使得节在不同人手中得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孔。周朝的节更近于一类功能齐备的文书凭证；秦朝、西汉的节开始单一化，成为君权的象征；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节因为军阀势力的兴起而融入了军权；南北至隋唐初节又因为中央集权的强盛而更具象征意义，直到在唐末节度使手中愈加弱化。而最黑色幽默的莫过于，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称帝之后，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无论是节还是兵符均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节的历史正终结于节度使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节最终通过文化为后世所传承，晚清的外交公使行使职权，尚以持节论之，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汉时在贝加尔湖畔牧羊十余年的苏武。当然，对于历史上节来说，外交，只是它众多功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项内容罢了。
《琅琊榜》中的节上白，大梁正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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